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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翻译中国文学
发布时间：2018/10/18 15:44:22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用“连接人与人心灵和友谊的彩虹”形容文学翻译家。的确，作为一名作者和读者，当自己被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打动时，会首先想到感谢翻译家。没有他们奉献的智慧，很多读者将会是璀璨的文学星空下的盲人。对于翻译家们来说，选择中国作品，跨越的不仅是语言的樊篱，还有历史、文化、风俗、心理上的距离和陌生。翻译家面对的不仅仅是具体文本中的疑难，更有对中国生活、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等问题。
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大放异彩，使得世界各地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丰富而真实。
中国作家协会为推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举办的历届汉学家大会，便是为了帮助各国翻译家及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搭建作家与译者间对话交流的平台。在刚刚结束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作家余华对话30国汉学家，贾平凹举办海外版权成果分享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们聚首北京，探讨他们选择中国文学作品的标准以及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在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中，汉学家和翻译家们加深并扩展了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认知与了解，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分享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为什么选择这位作家而不是另一位？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一部作品而非另一部？翻译家各自有其不同的答案。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是汉学家们的首选，而“缘份”也是汉学们时时提到的关键词。他们与中国文学的机缘何在，与中国作家又有哪些有趣的交往？中华读书报近日采访著名汉学家朴宰雨、李素、思黛。
韩国汉学家朴宰雨：
翻译中国文学近四十年
我从1982年开始策划并参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但最早不是译自中文书，而是日文书，就是我撰写本科毕业文章的时候参考的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我当时虽然日文基础不是很好，但是日文文章里汉字词汇多，断断续续查词典多琢磨，大概看得懂。
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是1977年在首尔大学中文系李炳汉教授的研究室里，那时我已经热衷于韩国学生民主变革运动了。当时对读中文系本科的我来说，这本书是在非常进步的视角下写成的，而能通过此书确认“鲁迅就是通过文学参加革命”的，是很令人激动的事情。我就借来这本书翻阅。当时也要撰写本科毕业文章，就想写有关“鲁迅”的主题。在当时中国内地的书不能进口到韩国，在鲁迅研究著作一本也找不到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内容与论调却深入我的内心，我认为这本书是理解鲁迅、研究鲁迅方面最好不过的书。我有了使命感。
选择翻译这本书，就是为了帮助推动韩国民主变革运动，为了让韩国知识分子与学生准确理解鲁迅，为了对韩国民主变革运动方面增添重要的海外思想与文学资源。我策划将这本书翻译成韩文出版，当时这在韩国是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工作。后来一位教授监修此书，1982年年底终于出版了。
我1986年将三部作品集编译或翻译出版，包括《文学理论与实践》、茅盾的《腐蚀》、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包括几篇短篇小说）。第一部是编译西方与中国的文学理论以及韩国文学理论的著作，由我担任《文学理论与实践》里中国部分的编译，因此我选择翻译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榷》、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等八篇，这些理论作品是在韩国光复后第一次翻译成韩文的，当时还属于禁止领域，对作为大学教师的我来说算是冒着很大风险，因此用了笔名。总之，这部理论著作的编译，从我的角度看，也是通过几位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追求文学与革命真理的，从当时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角度看，引进海外的各种进步文学运动经验与理论，给韩国进步文学运动的发展提供参照系，也是我对韩国民主运动的强烈使命感使然的。同年我将茅盾的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翻译出版了，可以说也是从一样的动机与一样的使命感出发的。1989年我将中国“艺术概论编写组”编的《艺术概论》翻译出版。因为当时在韩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出版的“艺术概论”类的著作翻译出版，所以这部书的翻译出版是在韩国第一次正式介绍社会主义艺术概论。选择这部书翻译就是考虑借鉴价值。
翻译也会有另外的因素介入。比如1988年巴金的《爱情三部曲》。1986年巴金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候选人之一，韩国有四家出版社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了巴金的《家》。其中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将《家》和“激流三部曲”以外的巴金长篇小说翻译出版，找我来商量选择巴金哪一部长篇小说比较合适。反复比较，最后决定翻译《爱情三部曲》。不过，在翻译过程当中，这家出版社觉得《爱情三部曲》的革命路线不明显，情节吸引力也不够，所以后来转让给另外的出版社出版。
还有一些合译的书，翻译主编请我来参加翻译部分作品，大都是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或者研究专论。有短篇作品，也有研究专论。作品翻译集有如郁达夫等的《〈风铃〉等》（三星美术财团，1987）、宗璞等的《〈红豆〉等》（优雅堂，1988）、西川等获得德国魏玛散文奖的随笔集《从时间的解放》（Sein，2000），研究专论集有如丸山昇等的《鲁迅》（文学与知性社，1997）等。
总之，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是翻译后感觉很不错，翻译了能扩大视野或者让人深入思考的几篇专论文章，确实有意义。
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尤其是韩国的民主变革运动基本成功而1998年金大中政府上台后，我担任了韩中学术交流或者国际汉学交流上的一些重要的角色。从2005年以来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韩中文学、韩中作家上的桥梁角色。这诸多交流活动中，我主要做了负责中国作家团活动的韩国组委会委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次韩中文学交流活动时担任韩方组委，组织翻译《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集》，包括铁凝的《逃跑》、莫言的《吃事两篇》、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等。韩国大山文化财团和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举办的“首尔国际文学论坛2011”的举办结果，就有勒·克莱齐奥与韩少功等世界名作家多参加的散文集《世界化中的写作》翻译出版。同样，“首尔国际文学论坛2017”的举办结果，也有阿列克谢耶维奇与余华等世界名作家参加的散文集《新的环境里的读者》翻译出版。“东亚诗人大会”“2017韩中日诗人庆典”等重要活动之后，也出版了《2017韩中日诗选集》《2017韩中日诗人庆典纪念文集》等。我也参与翻译吕进、王家新、蓝蓝、唐晓渡等的散文和他们以及黄亚洲、舒羽、卢文丽、潇潇、北塔、戴潍娜、池凌云、彭晏、胡桑、苇鸣、林幸谦等的诗文。
几年前得到安徽大学出版社的建议与经费支持，我在韩国负责“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中国主编：葛涛）九部的翻译出版工作。对以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的我来说，中国有关机构对有关鲁迅的优秀研究著作在海外翻译出版的支持，是固所愿而不敢请的事情，因此，我不但担任了韩方主编，也亲自参与了王富仁的《中国需要鲁迅》、孙郁的《鲁迅与现代中国》两部书的翻译工作。我跟这两位著者有多年朋友关系，有很深的缘分。还有，韩国学界与韩国读者也相信需要非常有个性的鲁迅研究名家著作的韩译与普及。因此我选择这两位著者的这两部书来做翻译。
在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标准上，我首先考虑韩国的文学、学术、教学现实上有没有引进翻译介绍的需要；其次考虑翻译对象在那个领域里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与著作是否具有相当的质量与水平以及好的评判；第三，考虑翻译者个人与作家或者研究专家有没有个人缘分。2018年初，我和裴桃任博士一起编译出版了《中国当代十二诗人代表诗选》是基于这一标准，选择北岛、舒婷、多多、王家新、于坚、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等中国大陆诗人和梁秉钧、余光中、陈黎、洛夫等港台海外华文诗人共十二位的代表诗歌做翻译，并做了诗人介绍、诗歌注解以及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一些说明。
捷克汉学家李素：
我相信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潜在的力量
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个读者，后来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就成为文学阅读和文学史老师，当时就偶尔翻译一些短篇小说，一直认为光做文学翻译是不现实的。再后来，一家捷克出版社找我翻译《狼图腾》，这本书在捷克好像也挺成功的，我就意识到捷克可能会有读者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就决定继续翻译，想办法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捷克文版。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读到各种各样的小说，要不然就缺乏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认识。而无知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强大的敌人。
维索纳（Verzone）出版社设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丛书，也翻译出版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原先计划是对捷克前辈翻译家的一种补充，普实克和他的学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现代作家，他们所选译的作品在当时的政治大局下倾向于左翼文学，没有翻译沈从文或张爱玲的著作。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作家以前在捷克介绍得极少，我们自然而然就要翻译出版那些全世界知名度相当高的作家，相当于中国20世纪文学的“必读书目”，当然所有的必读书目都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偏爱。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影响到具体作家的翻译和出版，比如青年汉学博士生喜欢上哪位作家，母校资助他/她做研究和翻译，出版资助是很现实的原因。我也很希望为捷克读者“发现”某个作家或作品，就是世界上还不怎么有名的作家，把他介绍给异国读者，但对捷克语来说很难，甚至不现实，就说我所译介的作家在捷克非常受欢迎，大语种不一定会注意到。
六年前，两个朋友聊起来，中国现当代小说为什么在捷克出版得那么少，几乎不出版，觉得太不应该。从2012年起，我们出版了12部作品：5部长篇小说（阎连科的《四书》和《炸裂志》、余华的《活着》、《第七天》和李洱的《花腔》，5部中短篇小说集（张爱玲、沈从文、苏童、残雪和格非的著作），两部非虚构作品（杨绛的《干校六记》和唯色的《西藏笔记》），今年还计划出版三部很厚的长篇小说，除了宁肯的《天·藏》以外还有盛可以的《北妹》和余华的《兄弟》。五位捷克译者参与维索纳出版社的系列项目，都是中青年汉学家，我们特别注重直接从原文翻译，从不转译。我的最终目的是给捷克读者介绍多元多彩的现当代中国文学面貌。捷克人一般会好奇地问，中国怎么样或中国小说怎么样？我要给他们看，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还有另外的一种中国和中国小说。
总之，我们的选择基本是边走边看，没有人能够提前确定某个著作在自己的环境里反响最终会如何。我认为，虽然一点都不科学，但翻译家喜欢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作品能够深刻地打动译者，那么很可能他/她能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流入译文里。对我来说，阎连科的《四书》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而捷克文版竟然被评为2014年度三本最佳译本之一。还有，今年秋季所计划出版的北京作家宁肯的《天·藏》捷文版也是纯凭自己的阅读喜爱而选择的作品，宁肯的写作很特别，与众不同。
翻译的目的就是进行跨语言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文学翻译更是如此，更为丰富，更为错综复杂，每个国家的文化语境和文学语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对参与者来说也更有意思。这正是我不仅喜欢阅读而且选择翻译宁肯的《天·藏》原因之一。在交流中寻找意义好像也是我生命里的一大乐趣。《天·藏》翻译难度相当大，但是非常值得花时间，付出心血。有人说，好的小说不会给读者回答人生重大的问题，而会给读者提出问题，让她/他自己去思考，宁肯的《天·藏》正是如此。
我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基本的标准就是选译的作家或作品在文学史上已经留下了痕迹。痕迹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想的是长期的，永恒的，超越时间的，有些名字是中外文学评论界公认的，相当于“中国20世纪经典”，有些作家或某部作品风格很异常，有些可以代表某种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比如中国的先锋文学。在我看来，好的小说应该能够深刻地打动读者，打开读者的眼界，给读者提出问题来，让他/她读完后长期回味琢磨。
就译文篇幅而言，我翻译最多的是阎连科和刘震云。张爱玲也翻译过五篇短篇小说，但加起来没有那么长。最难翻译的，在我看来是比较深层的东西，语言逻辑、文化习惯、情感的表达。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物名称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用拼音就会丢掉含义，意译就不是正常的中文名字。比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有各种各样的干部人名：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郑重，马文彬等，看上去很一般的人名，但用在具体环境里就会说明这个人物的特点。外国读者看到法院干部Wang Gongdao，Dong Xianfa或Xun Zhengyi的名字，根本没有感觉，对他们就是一些怪异的音标而已，更不会觉得幽默。怎么解决呢？意译是个办法，把人名看作是外号，这样滑稽的效果最为突出。我在《我不是潘金莲》捷文版加了类似“人名索引”，模仿刘震云特有的幽默语气暗示性地说明了这些名字的含义。当然，每个作家的语言和叙述方法不一样，不同的作家意味着不同的挑战，不同的翻译家也会处理得很不一样。
和作家们的交往是中国文学翻译家们的庞大乐趣。故事很多，谈不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尤其是那些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们，中国当代文学大明星作家，余华、苏童、阎连科、刘震云等，都非常友好、幽默，完全没有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家的傲慢，这点让我感到很意外，很佩服，很震撼。能够认识他们，和他们交流，我非常幸运。
2016年，我获得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青年成就奖。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捷克语是个小语种，捷克全国人口就一千多万，都不到北京人口的一半，我和我的同事所翻译的作品能有多少读者，能起多大的作用，能有多大的影响呢？显而易见并不大。而中国国家机关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看重我们的小小功劳，当然是不可替代的认可、鼓励和支持。
在贵阳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作家阿乙表示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文学最后一个富矿，我很赞同他的说法。他说，在欧洲拉美文学相当程度同质化倾向时，中国文学呈现出多样的特点，且规模巨大，十年后世界再看中国文学会非常不一样。中国作家也是多样的，正以不同方式，多种层次地涌现。阿乙是一个另类边缘的作家，从他的角度说出这种自信的观点，确实很另类，也很发人深省。我不敢说十年以后世界看中国文学会怎么样，但我也相信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潜在的力量，相信中国文学是有前途的。
保加利亚汉学家思黛：
我的翻译看重三个价值
首先是个人价值。尽管翻译是我最近几年的主要事业，但是我还把自己当作一个爱好者。也就是说，翻译对自己没有价值的作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尽量选择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智力有一定挑战性的作品。就像一个作家不能什么话题、什么风格都写，我相信好的翻译作品和好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有很强烈的个性介入。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当时很少人知道的乌青的小说集《有一天》，里面的故事很奇怪、很好玩、很冷静、很酷、很自我讽刺、很有想象力、很能够创造自己独特的世界，这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学因素。我从没见过有人那么奇妙、那么精彩地把这些因素融入到文学作品里，我一读到马上就有了很强烈的冲动，想被它们完全吞没，想通过翻译全神贯注地体验它们，想长期和它们呆在一起。乌青的语言风格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所以我津津有味地、顺利地把它转成保加利亚语，不是因为它的语言简单，而是因为作者和译者心灵之间有了某种桥梁。这也是让我相当骄傲的一个译文，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成功地给乌青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对应的保加利亚语风格，这也是一些读者在看译文的时候感觉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愿意翻译某位作家的作品的话，不意味着那部作品本身就不好，只意味着作为个人的我和作家一时没有缘分。有的时候也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比如说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不太适合翻译他的作品，因为它的语言风格对我来说比较疏远，所以最近有一家出版社联系我翻译一本鲁迅的书，虽然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但还是推荐了另一个翻译家。
其次是社会价值。我翻译文学作品不仅是给自己翻译，要把它分享。我比较重视作者的独特视角，作者有趣的叙述态度。比如阿城的《棋王》，涉及中国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叙述者的目光是独一无二的，冷静、朴素，同时也很有诗意、很有智慧、很有个性。就社会价值而言，翻译《棋王》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给保加利亚读者讲一个他们非常陌生的历史片段，另一方面它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处世态度，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翻译对象。我希望自己翻译的作品能够促使文化之间的对话，语言之间的对话，能够帮助读者离开熟悉的世界，跨进一个更大的、更多元的宇宙。我最大的梦想是这些作品能长期地起到这种作用，不仅是现在，而是能延续到几十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
第三是市场价值。我很少考虑到作品的市场价值，至少选择作品之前尽量不考虑。我知道这样显得不太专业，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学先当作文学再当作产品。当然，我希望我的译作销售得好，出版社能赚钱，所以我还是会以市场的角度考虑作品的价值，并举行相关的宣传和推广，尽力吸引读者的兴趣，但是这都是作品出版了之后的事。资金回报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更关心的是这本书是否能产生意义，而不是是否能挣钱。不过，这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在保加利亚出版的大问题。
总之，我的工作包括出版过程的大部分环节：大量阅读、挑选作品、考虑当地环境、找合适的出版社、找作者签版权协议、找资助、翻译、宣传……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继续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保加利亚，继续让更多的精彩中国文学作品参加世界的对话。
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大放异彩，使得世界各地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丰富而真实。
中国作家协会为推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举办的历届汉学家大会，便是为了帮助各国翻译家及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搭建作家与译者间对话交流的平台。在刚刚结束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作家余华对话30国汉学家，贾平凹举办海外版权成果分享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们聚首北京，探讨他们选择中国文学作品的标准以及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在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中，汉学家和翻译家们加深并扩展了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认知与了解，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分享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为什么选择这位作家而不是另一位？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一部作品而非另一部？翻译家各自有其不同的答案。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是汉学家们的首选，而“缘份”也是汉学们时时提到的关键词。他们与中国文学的机缘何在，与中国作家又有哪些有趣的交往？中华读书报近日采访著名汉学家朴宰雨、李素、思黛。
韩国汉学家朴宰雨：
翻译中国文学近四十年
我从1982年开始策划并参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但最早不是译自中文书，而是日文书，就是我撰写本科毕业文章的时候参考的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我当时虽然日文基础不是很好，但是日文文章里汉字词汇多，断断续续查词典多琢磨，大概看得懂。
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是1977年在首尔大学中文系李炳汉教授的研究室里，那时我已经热衷于韩国学生民主变革运动了。当时对读中文系本科的我来说，这本书是在非常进步的视角下写成的，而能通过此书确认“鲁迅就是通过文学参加革命”的，是很令人激动的事情。我就借来这本书翻阅。当时也要撰写本科毕业文章，就想写有关“鲁迅”的主题。在当时中国内地的书不能进口到韩国，在鲁迅研究著作一本也找不到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内容与论调却深入我的内心，我认为这本书是理解鲁迅、研究鲁迅方面最好不过的书。我有了使命感。
选择翻译这本书，就是为了帮助推动韩国民主变革运动，为了让韩国知识分子与学生准确理解鲁迅，为了对韩国民主变革运动方面增添重要的海外思想与文学资源。我策划将这本书翻译成韩文出版，当时这在韩国是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工作。后来一位教授监修此书，1982年年底终于出版了。
我1986年将三部作品集编译或翻译出版，包括《文学理论与实践》、茅盾的《腐蚀》、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包括几篇短篇小说）。第一部是编译西方与中国的文学理论以及韩国文学理论的著作，由我担任《文学理论与实践》里中国部分的编译，因此我选择翻译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榷》、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等八篇，这些理论作品是在韩国光复后第一次翻译成韩文的，当时还属于禁止领域，对作为大学教师的我来说算是冒着很大风险，因此用了笔名。总之，这部理论著作的编译，从我的角度看，也是通过几位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追求文学与革命真理的，从当时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角度看，引进海外的各种进步文学运动经验与理论，给韩国进步文学运动的发展提供参照系，也是我对韩国民主运动的强烈使命感使然的。同年我将茅盾的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翻译出版了，可以说也是从一样的动机与一样的使命感出发的。1989年我将中国“艺术概论编写组”编的《艺术概论》翻译出版。因为当时在韩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出版的“艺术概论”类的著作翻译出版，所以这部书的翻译出版是在韩国第一次正式介绍社会主义艺术概论。选择这部书翻译就是考虑借鉴价值。
翻译也会有另外的因素介入。比如1988年巴金的《爱情三部曲》。1986年巴金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候选人之一，韩国有四家出版社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了巴金的《家》。其中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将《家》和“激流三部曲”以外的巴金长篇小说翻译出版，找我来商量选择巴金哪一部长篇小说比较合适。反复比较，最后决定翻译《爱情三部曲》。不过，在翻译过程当中，这家出版社觉得《爱情三部曲》的革命路线不明显，情节吸引力也不够，所以后来转让给另外的出版社出版。
还有一些合译的书，翻译主编请我来参加翻译部分作品，大都是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或者研究专论。有短篇作品，也有研究专论。作品翻译集有如郁达夫等的《〈风铃〉等》（三星美术财团，1987）、宗璞等的《〈红豆〉等》（优雅堂，1988）、西川等获得德国魏玛散文奖的随笔集《从时间的解放》（Sein，2000），研究专论集有如丸山昇等的《鲁迅》（文学与知性社，1997）等。
总之，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是翻译后感觉很不错，翻译了能扩大视野或者让人深入思考的几篇专论文章，确实有意义。
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尤其是韩国的民主变革运动基本成功而1998年金大中政府上台后，我担任了韩中学术交流或者国际汉学交流上的一些重要的角色。从2005年以来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韩中文学、韩中作家上的桥梁角色。这诸多交流活动中，我主要做了负责中国作家团活动的韩国组委会委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次韩中文学交流活动时担任韩方组委，组织翻译《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集》，包括铁凝的《逃跑》、莫言的《吃事两篇》、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等。韩国大山文化财团和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举办的“首尔国际文学论坛2011”的举办结果，就有勒·克莱齐奥与韩少功等世界名作家多参加的散文集《世界化中的写作》翻译出版。同样，“首尔国际文学论坛2017”的举办结果，也有阿列克谢耶维奇与余华等世界名作家参加的散文集《新的环境里的读者》翻译出版。“东亚诗人大会”“2017韩中日诗人庆典”等重要活动之后，也出版了《2017韩中日诗选集》《2017韩中日诗人庆典纪念文集》等。我也参与翻译吕进、王家新、蓝蓝、唐晓渡等的散文和他们以及黄亚洲、舒羽、卢文丽、潇潇、北塔、戴潍娜、池凌云、彭晏、胡桑、苇鸣、林幸谦等的诗文。
几年前得到安徽大学出版社的建议与经费支持，我在韩国负责“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中国主编：葛涛）九部的翻译出版工作。对以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的我来说，中国有关机构对有关鲁迅的优秀研究著作在海外翻译出版的支持，是固所愿而不敢请的事情，因此，我不但担任了韩方主编，也亲自参与了王富仁的《中国需要鲁迅》、孙郁的《鲁迅与现代中国》两部书的翻译工作。我跟这两位著者有多年朋友关系，有很深的缘分。还有，韩国学界与韩国读者也相信需要非常有个性的鲁迅研究名家著作的韩译与普及。因此我选择这两位著者的这两部书来做翻译。
在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标准上，我首先考虑韩国的文学、学术、教学现实上有没有引进翻译介绍的需要；其次考虑翻译对象在那个领域里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与著作是否具有相当的质量与水平以及好的评判；第三，考虑翻译者个人与作家或者研究专家有没有个人缘分。2018年初，我和裴桃任博士一起编译出版了《中国当代十二诗人代表诗选》是基于这一标准，选择北岛、舒婷、多多、王家新、于坚、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等中国大陆诗人和梁秉钧、余光中、陈黎、洛夫等港台海外华文诗人共十二位的代表诗歌做翻译，并做了诗人介绍、诗歌注解以及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一些说明。
捷克汉学家李素：
我相信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潜在的力量
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个读者，后来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就成为文学阅读和文学史老师，当时就偶尔翻译一些短篇小说，一直认为光做文学翻译是不现实的。再后来，一家捷克出版社找我翻译《狼图腾》，这本书在捷克好像也挺成功的，我就意识到捷克可能会有读者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就决定继续翻译，想办法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捷克文版。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读到各种各样的小说，要不然就缺乏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认识。而无知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强大的敌人。
维索纳（Verzone）出版社设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丛书，也翻译出版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原先计划是对捷克前辈翻译家的一种补充，普实克和他的学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现代作家，他们所选译的作品在当时的政治大局下倾向于左翼文学，没有翻译沈从文或张爱玲的著作。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作家以前在捷克介绍得极少，我们自然而然就要翻译出版那些全世界知名度相当高的作家，相当于中国20世纪文学的“必读书目”，当然所有的必读书目都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偏爱。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影响到具体作家的翻译和出版，比如青年汉学博士生喜欢上哪位作家，母校资助他/她做研究和翻译，出版资助是很现实的原因。我也很希望为捷克读者“发现”某个作家或作品，就是世界上还不怎么有名的作家，把他介绍给异国读者，但对捷克语来说很难，甚至不现实，就说我所译介的作家在捷克非常受欢迎，大语种不一定会注意到。
六年前，两个朋友聊起来，中国现当代小说为什么在捷克出版得那么少，几乎不出版，觉得太不应该。从2012年起，我们出版了12部作品：5部长篇小说（阎连科的《四书》和《炸裂志》、余华的《活着》、《第七天》和李洱的《花腔》，5部中短篇小说集（张爱玲、沈从文、苏童、残雪和格非的著作），两部非虚构作品（杨绛的《干校六记》和唯色的《西藏笔记》），今年还计划出版三部很厚的长篇小说，除了宁肯的《天·藏》以外还有盛可以的《北妹》和余华的《兄弟》。五位捷克译者参与维索纳出版社的系列项目，都是中青年汉学家，我们特别注重直接从原文翻译，从不转译。我的最终目的是给捷克读者介绍多元多彩的现当代中国文学面貌。捷克人一般会好奇地问，中国怎么样或中国小说怎么样？我要给他们看，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还有另外的一种中国和中国小说。
总之，我们的选择基本是边走边看，没有人能够提前确定某个著作在自己的环境里反响最终会如何。我认为，虽然一点都不科学，但翻译家喜欢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作品能够深刻地打动译者，那么很可能他/她能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流入译文里。对我来说，阎连科的《四书》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而捷克文版竟然被评为2014年度三本最佳译本之一。还有，今年秋季所计划出版的北京作家宁肯的《天·藏》捷文版也是纯凭自己的阅读喜爱而选择的作品，宁肯的写作很特别，与众不同。
翻译的目的就是进行跨语言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文学翻译更是如此，更为丰富，更为错综复杂，每个国家的文化语境和文学语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对参与者来说也更有意思。这正是我不仅喜欢阅读而且选择翻译宁肯的《天·藏》原因之一。在交流中寻找意义好像也是我生命里的一大乐趣。《天·藏》翻译难度相当大，但是非常值得花时间，付出心血。有人说，好的小说不会给读者回答人生重大的问题，而会给读者提出问题，让她/他自己去思考，宁肯的《天·藏》正是如此。
我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基本的标准就是选译的作家或作品在文学史上已经留下了痕迹。痕迹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想的是长期的，永恒的，超越时间的，有些名字是中外文学评论界公认的，相当于“中国20世纪经典”，有些作家或某部作品风格很异常，有些可以代表某种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比如中国的先锋文学。在我看来，好的小说应该能够深刻地打动读者，打开读者的眼界，给读者提出问题来，让他/她读完后长期回味琢磨。
就译文篇幅而言，我翻译最多的是阎连科和刘震云。张爱玲也翻译过五篇短篇小说，但加起来没有那么长。最难翻译的，在我看来是比较深层的东西，语言逻辑、文化习惯、情感的表达。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物名称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用拼音就会丢掉含义，意译就不是正常的中文名字。比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有各种各样的干部人名：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郑重，马文彬等，看上去很一般的人名，但用在具体环境里就会说明这个人物的特点。外国读者看到法院干部Wang Gongdao，Dong Xianfa或Xun Zhengyi的名字，根本没有感觉，对他们就是一些怪异的音标而已，更不会觉得幽默。怎么解决呢？意译是个办法，把人名看作是外号，这样滑稽的效果最为突出。我在《我不是潘金莲》捷文版加了类似“人名索引”，模仿刘震云特有的幽默语气暗示性地说明了这些名字的含义。当然，每个作家的语言和叙述方法不一样，不同的作家意味着不同的挑战，不同的翻译家也会处理得很不一样。
和作家们的交往是中国文学翻译家们的庞大乐趣。故事很多，谈不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尤其是那些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们，中国当代文学大明星作家，余华、苏童、阎连科、刘震云等，都非常友好、幽默，完全没有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家的傲慢，这点让我感到很意外，很佩服，很震撼。能够认识他们，和他们交流，我非常幸运。
2016年，我获得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青年成就奖。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捷克语是个小语种，捷克全国人口就一千多万，都不到北京人口的一半，我和我的同事所翻译的作品能有多少读者，能起多大的作用，能有多大的影响呢？显而易见并不大。而中国国家机关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看重我们的小小功劳，当然是不可替代的认可、鼓励和支持。
在贵阳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作家阿乙表示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文学最后一个富矿，我很赞同他的说法。他说，在欧洲拉美文学相当程度同质化倾向时，中国文学呈现出多样的特点，且规模巨大，十年后世界再看中国文学会非常不一样。中国作家也是多样的，正以不同方式，多种层次地涌现。阿乙是一个另类边缘的作家，从他的角度说出这种自信的观点，确实很另类，也很发人深省。我不敢说十年以后世界看中国文学会怎么样，但我也相信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潜在的力量，相信中国文学是有前途的。
保加利亚汉学家思黛：
我的翻译看重三个价值
首先是个人价值。尽管翻译是我最近几年的主要事业，但是我还把自己当作一个爱好者。也就是说，翻译对自己没有价值的作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尽量选择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智力有一定挑战性的作品。就像一个作家不能什么话题、什么风格都写，我相信好的翻译作品和好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有很强烈的个性介入。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当时很少人知道的乌青的小说集《有一天》，里面的故事很奇怪、很好玩、很冷静、很酷、很自我讽刺、很有想象力、很能够创造自己独特的世界，这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学因素。我从没见过有人那么奇妙、那么精彩地把这些因素融入到文学作品里，我一读到马上就有了很强烈的冲动，想被它们完全吞没，想通过翻译全神贯注地体验它们，想长期和它们呆在一起。乌青的语言风格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所以我津津有味地、顺利地把它转成保加利亚语，不是因为它的语言简单，而是因为作者和译者心灵之间有了某种桥梁。这也是让我相当骄傲的一个译文，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成功地给乌青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对应的保加利亚语风格，这也是一些读者在看译文的时候感觉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愿意翻译某位作家的作品的话，不意味着那部作品本身就不好，只意味着作为个人的我和作家一时没有缘分。有的时候也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比如说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不太适合翻译他的作品，因为它的语言风格对我来说比较疏远，所以最近有一家出版社联系我翻译一本鲁迅的书，虽然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但还是推荐了另一个翻译家。
其次是社会价值。我翻译文学作品不仅是给自己翻译，要把它分享。我比较重视作者的独特视角，作者有趣的叙述态度。比如阿城的《棋王》，涉及中国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叙述者的目光是独一无二的，冷静、朴素，同时也很有诗意、很有智慧、很有个性。就社会价值而言，翻译《棋王》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给保加利亚读者讲一个他们非常陌生的历史片段，另一方面它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处世态度，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翻译对象。我希望自己翻译的作品能够促使文化之间的对话，语言之间的对话，能够帮助读者离开熟悉的世界，跨进一个更大的、更多元的宇宙。我最大的梦想是这些作品能长期地起到这种作用，不仅是现在，而是能延续到几十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
第三是市场价值。我很少考虑到作品的市场价值，至少选择作品之前尽量不考虑。我知道这样显得不太专业，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学先当作文学再当作产品。当然，我希望我的译作销售得好，出版社能赚钱，所以我还是会以市场的角度考虑作品的价值，并举行相关的宣传和推广，尽力吸引读者的兴趣，但是这都是作品出版了之后的事。资金回报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更关心的是这本书是否能产生意义，而不是是否能挣钱。不过，这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在保加利亚出版的大问题。
总之，我的工作包括出版过程的大部分环节：大量阅读、挑选作品、考虑当地环境、找合适的出版社、找作者签版权协议、找资助、翻译、宣传……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继续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保加利亚，继续让更多的精彩中国文学作品参加世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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