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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提升翻译研究的理论水平?

   发布时间:2018/11/28 11:37:00

王文明确指出,“在哲理层面,不可译性与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相关”;其目的是要“通过‘不可译性’的论证来确定翻译理论的性质和界限”,因为“科学认识论的宗旨是为人类的认知能力设限划界;翻译理论亦然。”而这样做的具体步骤就是“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然可以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可见,就基本出发点而言,王文完全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为依据的

具体说来,它通过论述下面两个基本问题来展开其有关“不可译性”的系统论述,即“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和“一切翻译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王文指出,“第一个问题……是经验性问题: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

在此基础上,王文对翻译行为所涉及的“临在性”(immanent, 似可译为“内在的”)条件进行了区分,即区分了四种“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的结构;写作和阅读成规(它们具有多价性: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翻译过程所处的社会上下文(social context,似可译为“社会脉络”);以及原文作者(绝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化情境;它认为第一种是“语言的必要条件”,其他三种都是“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它此后进行的所有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由于王文从康德认定存在“自在之物”的先验哲学基本框架出发,强调翻译理论要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所以,这种观点中确实存在由经验和先验构成的学理性悖论。如果认为“不可译性”的说法不成立,我们就必须从哲学高度对这个说法所依据的这种先验哲学框架,特别是对康德所提出的“经验vs先验”悖论,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理和扬弃,以便得出我们所谓“根本不可能‘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结论——显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比较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通过撰写一篇篇幅有限的论文来完成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不仅仅以“从观念到观念”的方式局限于康德先验哲学或者西方哲学,而是把目光转向这里必须加以探讨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实际问题,那么,本文所谓的“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其实就是王文所谓康德的“经验vs先验”悖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的具体体现——至少可以说,就王文对“不可译性”的论证而言,情况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它的第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就此而言,虽然王文强调指出它仅仅涉及经验层次,但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其实,这里所谓“尽善尽美”,已经把经验性翻译过程的主体和进行翻译研究的主体(即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具有的理想特征,比较清楚地表示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短语所表明的,显然是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追求达到的某种理想境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境界不仅直接来源于具体的、完全处于经验层次之上的翻译过程,也直接取向这样的翻译过程及其结果,其目的实际上就是推动这样的翻译过程及其结果不断得到完善。此外,熟悉西方哲学、特别是熟悉康德哲学的学者在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就“理想”特征而言,这个短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与康德先验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之一,即所谓个体意识究竟为什么具有普遍必然性,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尽善尽美”基本上可以说是“使个体意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当然,“尽善尽美”的涵义并不与“普遍必然性”的涵义完全相同,但这对于这里的论述来说并不重要。因此,即使在这里不引用康德先验哲学,我们也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文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理想”,并不是与实际经验性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截然分开和毫不相干的,而是完全来源于并服务于这样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过程,只不过实际上以“翻译理想”或者“翻译标准”的“非先验”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已。

当然,仅仅这样说尚不足以得出“根本不可能‘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结论,因为王文还提出了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一切翻译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在我看来,与第一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具有更加根本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王文的基本立论根据,也由于决定了其论述的基本思路,而使之进一步得出了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不过,即使在这里同样不涉及康德哲学,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与第一个问题具有最基本的相同点,亦即“理想”特征——也就是说,它所表明的是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研究者都希望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或者说,研究者都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确定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几乎不用进行系统详尽的语义学分析就可以看到,这里所谓“希望”、“一劳永逸”、“从根本上”、“一切”等短语,都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个问题所蕴含的“理想”特征,只不过在这里,这种特征是以更加严格的理论形式(也可以说,以“先验”形式)表现出来的。

不过,由于这种更加严格的理论表达形式,这个问题所面临的难点也更富有根本性意义了——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究竟针对谁来说,“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翻译者,事实上都有一个从“生手”到 “熟手”、从“熟手”到“高手”,甚至从“高手”到“圣手”的生成过程(即使就同一个译者对同一篇作品的翻译而言,这种过程也同样存在),对于“生手”来说“不可能”的翻译,对于“高手”来说完全可能是“牛刀杀鸡”;而就翻译研究者来说,情况也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翻译者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之间,显然并不存在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充分必要条件,只存在翻译者水平不断提高的动态性生成过程。因此,这种不针对任何具体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问题,无论其是不是“先验”问题,显然实际上都只有“理想”意义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第二究竟针对哪一类被翻译文本而言,“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我们知道,被翻译文本一般说来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非常严格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比较灵活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以及以抒情和艺术技巧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由于其各自的独特性,这三类作品的翻译结果所要求的翻译水平不同、所能够达到的准确度也不同——“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基本上以“客观准确”为标准,“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则具有了比较多的、主观灵活的“人文”意味,而“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则以“主观的意境传神”为佳。可见,不加任何区别地提问“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缺少具体文本针对性的“玄”问题,因而也可以说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理想”问题;从严格的翻译理论研究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伪”问题,因为它基本上无法对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启发或者指导,反而容易使他们因为忽视这些区别而误入歧途。

第三究竟根据谁确定的、什么标准来看,“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要想论证“不可译性”,显然无法回避“根据什么标准?”、“所根据的标准由谁确定?”和“谁有资格确定这样的标准”的问题——虽然人们通常未必进行这样的追问,但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却根本不能、也不应当忽略这些问题。从王文的角度来看,这种标准显然是康德确定的,这必然同时还涉及到康德这种标准究竟是不是适用于翻译研究的问题(详见下文),因为康德原来的论证语境显然不是为研究翻译理论而设的。假如我们在这里同样不援引康德、而是从具体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出发,那么,从上面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来看,无论什么人为这个问题确定了什么标准,这种人和这种标准都绝对难免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因而根本不可能、也没有任何资格对这个问题做出永久有效的固定答案——除非这种人是全能的上帝,否则,他(她)就根本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彻底超越包括时空限制在内的各种限制,确定并提出这种似乎空前绝后、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的标准,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完全确定“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这个问题显然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积极的实际意义的“伪”问题了。

综上所述可见,虽然出于提升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良好愿望,但王文诉诸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而论证存在“不可译性”、试图“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做法,却由于忽视了这种哲学框架的具体适用性,忽视了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想”特征,忽视了“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这个问题所必然涉及的主体、对象和标准之诸差异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为自己实现这种愿望的努力“设置障碍”的结果。这表明,“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是不可能实现其初衷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框架并不适合于进行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且,王文把存在于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的、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误认为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了。在我看来,翻译和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真正存在的,只能是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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