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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标准的风格

   发布时间:2018/12/4 14:27:54

我国现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 傅雷和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杨必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近期的《中国翻译》上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江枫先生还在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见《中国翻译>>2001(3)“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2001年8月份在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笔者有幸聆听了两位学者的唇枪舌战,双方各持一词,谁也不服气谁,谁都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还是信达雅好。”于是人们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新一轮翻译标准的争论又拉开了帷幕。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信达优论”、“信达切论”、“最佳近似度论”、“辨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 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论文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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