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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
发布时间：2018/12/6 16:38:59
翻译研究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必要性 综观中外翻译史，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翻译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依赖其他学科的发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养分。这一点正像应用语言学必须依赖语言学的发展、成熟以汲取理论一样，而翻译研究事实上也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翻译研究的这种拿来主义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弱点。有利之处是它对任何学科都没有偏见，只要有用，都可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纳。这样可以避免在理论和实践上走极端，对翻译理论的迅速丰富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不利之处在于，各个学科所输入的理论之间互有冲突，不能很好地兼容，导致理论解释上的不一致性。
翻译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这一事实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译界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及现有翻译理论来源的差异性，因此很难形成一个为各个理论输出学科及其在译论中的代言人所认可的统一理论。翻译研究所借鉴的每一种理论都对翻译的本体研究的某一方面都有所启发，有所认识，对翻译研究从总体上有所推动。但是，它们又仅限于对翻译现象的某一方面的认识（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理论目标，并不是为解释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而存在和发展的），把能够解释一类现象的理论扩展到对其他现象的解释时自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我们对输入的理论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借来的理论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应用该理论时应该有所选择。翻译研究的现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有待于深化，需要继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理论输入不仅不会导致目前局面变得更混乱，而只会加深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或者为加深认识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方法。我们不应该害怕从更多的相关学科引进理论。
就已有的译论而言，它们可以划分成三大类（Nida, 1993: 157）。Nida区分这三类译论的标准正是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养分的学科。姑且不论该分类方法是否穷尽地描写了现有全部译论（比如是否涵盖了应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翻译理论），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科学的，它有助于我们认清各种译论的理论来源、方法以及各自的优点和缺陷。这三类译论包括：（1）语文学类译论，（2）符号学类译论，以及（3）语言学类译论1（1有关这三类译论的详细论述，参见Nida (1993: 157-168)以及国内语言类期刊上的介绍和讨论。）。Nida关于语言学类译论的讨论有一个重大疏忽，那就是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语用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个语言学的“废纸篓”。它能够对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各个方面加以描写和解释，已经成为理论输出学科。语用学理论正在被应用到语言教学、语言习得、翻译、人际交际、跨文化交际、语际语言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其理论指导作用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所意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也已经被看作是正常交际者的语言能力的两大能力的组成部分（语言能力=组织能力+语用能力）（Bachman, 1990: 87）。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比如预设、语言礼貌、会话含意、关联理论、话语连贯、语篇结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这些课题涉及到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翻译中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帮助，因此都能够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语用学不仅给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微观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而且还提供了有关翻译研究的宏观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2（2关于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定性等方面的研究，请参考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金隄、张南峰等的有关论著（这些论著除张南峰的之外均收在杨自俭、刘学云编辑的《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和翻译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都有借鉴作用。
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语用学理论，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理论输出、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操作。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和日常语言活动所不同的只是它涉及到两种语言（始发语和目的语），是一种语际信息交流。我们在这里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练兵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
翻译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这一事实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译界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及现有翻译理论来源的差异性，因此很难形成一个为各个理论输出学科及其在译论中的代言人所认可的统一理论。翻译研究所借鉴的每一种理论都对翻译的本体研究的某一方面都有所启发，有所认识，对翻译研究从总体上有所推动。但是，它们又仅限于对翻译现象的某一方面的认识（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理论目标，并不是为解释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而存在和发展的），把能够解释一类现象的理论扩展到对其他现象的解释时自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我们对输入的理论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借来的理论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应用该理论时应该有所选择。翻译研究的现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有待于深化，需要继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理论输入不仅不会导致目前局面变得更混乱，而只会加深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或者为加深认识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方法。我们不应该害怕从更多的相关学科引进理论。
就已有的译论而言，它们可以划分成三大类（Nida, 1993: 157）。Nida区分这三类译论的标准正是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养分的学科。姑且不论该分类方法是否穷尽地描写了现有全部译论（比如是否涵盖了应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翻译理论），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科学的，它有助于我们认清各种译论的理论来源、方法以及各自的优点和缺陷。这三类译论包括：（1）语文学类译论，（2）符号学类译论，以及（3）语言学类译论1（1有关这三类译论的详细论述，参见Nida (1993: 157-168)以及国内语言类期刊上的介绍和讨论。）。Nida关于语言学类译论的讨论有一个重大疏忽，那就是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语用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个语言学的“废纸篓”。它能够对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各个方面加以描写和解释，已经成为理论输出学科。语用学理论正在被应用到语言教学、语言习得、翻译、人际交际、跨文化交际、语际语言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其理论指导作用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所意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也已经被看作是正常交际者的语言能力的两大能力的组成部分（语言能力=组织能力+语用能力）（Bachman, 1990: 87）。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比如预设、语言礼貌、会话含意、关联理论、话语连贯、语篇结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这些课题涉及到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翻译中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帮助，因此都能够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语用学不仅给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微观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而且还提供了有关翻译研究的宏观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2（2关于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定性等方面的研究，请参考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金隄、张南峰等的有关论著（这些论著除张南峰的之外均收在杨自俭、刘学云编辑的《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和翻译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都有借鉴作用。
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语用学理论，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理论输出、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操作。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和日常语言活动所不同的只是它涉及到两种语言（始发语和目的语），是一种语际信息交流。我们在这里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练兵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
下一条：从关联理论角度看翻译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