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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联理论角度看翻译的本质

   发布时间:2018/12/7 16:53:13

传统译论(指以译文必须复制原文的全部信息的译论)认为,翻译是个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其中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译作中进可能多地保留原文信息。因此,翻译被看成是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意义传递的一种手段(Sarcevic,1997:55)。对翻译及其本质作如此论述,其预设和认同的交际理论其实就是交际的代码模式(关于语码模式的详细评价,参见王传经(1993)和Sperber & Wilson(1986)),即信息发出者(sender)首先将所欲传递的意图进行编码,然后发送给信息接收者(receiver);该信息的接收者收到信息后则通过解码过程还原交际者的交际意图,从而完成这一轮交际活动。这一交际模式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具有完全相同的语符(传递和接受)系统以及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见Sperber & Wilson, 1986,何自然,1997:126-127),两者的解码能力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各人的生存环境、教育、职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经历存在着各种差异,这必然会影响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认知环境和解码能力,导致交际双方认知环境和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说明交际的代码模式说以及基于该代码模式的翻译理论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它们否认了动态推理在交际中的作用,是对翻译现象和交际的一种错误认识。 
交际的代码模式不仅在对交际双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状态等方面的认识上有错误,而且还忽视了语言交际的隐含性和间接性等特点。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关联理论都认为,语言交际者不仅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他们也经常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图,期望听话人或读者能够利用上下文语境、互文语境、语言外语境等方面的知识,并结合交际者提供的话语信息(即语言刺激),通过推理得出交际者意图传达的交际意图。因此,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常常与他提供的话语信息(字面意思)不相一致甚至于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听话人(或读者)就需要越过字面意思,结合认知语境信息,通过推理达到对说话人意义的正确把握。
不仅同一个交际意图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传达,而且同一个表达式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传达不同的交际意图。例如,要实现“拒绝”这一语用意图(交际意图),我们可以直接说“不”或“不行”,也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委婉的方式来实现(如“谢谢你邀请我,不过我明天已经有约”、“对不起,我自己也缺钱花”、“今天恐怕不行,明天陪你去吧”等)。同样,“It抯 cold in here.”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传达不同的交际意图,实现不同的语用功能(如“请求”、“警告”、“劝告/建议”、“拒绝”等)。这些都说明了语言交际的间接性和话语字面意义与交际意图之间的隐含性、不对称性,说明了动态推理的客观存在性,暴露了语码交际模式的缺陷与错误。 
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认为,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认知环境呈不对称性,其间存在着差异,因此交际者说出话语的行为并不能保证其交际意图的准确传达,也不能保证听话人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关于话语重复、谈话协商(negotiation)、过剩信息(over-informativeness,Chen,1999)、会话解释(accounting,Cody & McLaughlin, 1990; Turnbull, 1992)等有关会话现象的分析研究也充分证明了代码模式忽视交际双方在认知方面的差异、忽视语境的动态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交际的实际情况(即交际的实质)是怎样的呢?关联理论在批判地继承以互知(mutual knowledge)为理论依据的代码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交际的推理模式,把交际看作是个示意-推理的过程。交际者对听话人/读者的认知环境和交际情景加以评估(assessment),并据此通过话语向听话人示意/传达(包括明示和暗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则结合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语境信息,在关联原则(Relevance Principle)的指导下进行解码和推理,最终实现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认知。 以上论述说明,交际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编码---传递---解码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话语和语境信息的动态推理过程。下面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 Joe: Will Sarah be long? Pam: She is with Frank now. 
Pam没有直接以yes或no来回答Joe的问话,而是采用了间接的答话方式。假设Joe知道Frank是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那么她就可以根据Pam的答语并结合Frank做事快这一语境信息推理出“No, she won抰 be long.”这一结论(即Pam所说话语的交际意图)。但是,如果Joe知道Frank是个办事拖沓、效率低下的人,那么她就会推理出“Yes, she will be long.”这一结论。这一例子说明,说话人可以利用相同的话语可以表达不同的交际意图,也说明交际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听话人能否解码,而更主要取决于交际者意欲传递的信息意图是否成功地示意给了交际对象,取决于交际对象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语境信息(即交际者意图他选取的语境信息)(Gutt, 1998: 41)。
那么该怎样选取正确的语境信息来作为话语理解的前提(premise)呢?关联理论认为,这一选择过程受制于关联原则,即对最佳关联的获得。交际的目的是求得最佳关联,获得交际者意图的语境效果。听话人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推理和理解(即对话语关联性的搜索)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推理所得结论既不耗费不必要的努力,(2)又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可以说,对最佳关联的搜寻不仅能引导听话人找到交际者所意图的语境,而且还引导他推理出交际者所意图的解释和语境效果(即交际者意图传达的真正含义),以便能够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有所改变(modifications),给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增添了新的知识,加强或修正其认知环境中已有的知识。听话人的推理过程总是始于在当时的交际场合中他最容易提取的信息,并且他还需要假设该信息与正确的语境结合之后能够产生值得他付出的努力的解释。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听话人继续推理,直到他得到的解释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这一个解释才是对该话语或信息的正确解释或理解。上面的论述说明,关联原则不仅是引导听话人搜寻正确语境的机制,而且也是引导他寻找正确解释的机制。 
既然翻译也是一种交际行为,也研究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的过程,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示意-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示意-推理过程或行为。更准确地说,翻译行为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因此其复杂性远远超过语内交际(intralingual communication)这种只涉及一次示意-推理过程的交际行为。翻译的全过程事实上涉及到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在第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完成该交际过程后,译者进入第二个示意-推理交际过程。这时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交际者,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因此,翻译活动涉及两个交际者和两个接受者,其中译者兼有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 
在第一个示意-推理交际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在第二个示意-推理的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这种双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可图示如下:

这个翻译活动示意图是描写而非规定性质的。该图说明,翻译活动是一种三元关系(参见何自然,1996;1997:193),是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之间通过原作和译作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这与传统的二元译论(原作者和译者)有本质的差异。前者充分考虑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阅读反应,考虑译文的交际效果,而后者认为译者必须完全再现原文的语义,没有考虑到译文在译入语环境的可接受性,没有考虑到译者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也不考虑译文读者与原文的直接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和阅读期待。该图还说明,与语内交际相对比,翻译是个特殊性质的双重示意推理交际活动。其特殊性表现在(1)交际中涉及到的语码分属不同的语言文化,(2)介入交际的交际主体共有三个:原作者(交际者1)、译者(接受者1/交际者2)和译文读者(接受者2)。原作者(即交际者1)与目的语读者(即接受者2)之间的交际具有间接性质,其中介是译者。译者具有接受者和交际者的双重身份,其第二个身份(交际者2)被Gutt(1998)看作是以报道者(reporter)的身份给没有亲临现场的读者传递自己的所观所感。
这种翻译模式对翻译活动的启示是: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或者说中介的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促进前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交际的成功,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包括直译、意译、音译、替换等)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在这种翻译模式下的译者不再是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认知状况的应声虫,不再需要对原作亦步亦趋。译者有了比较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并且有权利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的评估和判断选择适合于读者的表达方式来示意原作者的交际意图。我们这样定位翻译活动,目的在于说明,翻译活动并非止于译者完成对原文的翻译,它还有赖译文读者的参与。在这一交际过程中,译文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译文应当被看作是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的结果,是他们共同创造的财富。 
为了成功传递信息,说话人/作者必须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提取理解话语乃至全文的所有必要的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能力,他还必须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推导出话语的隐含意义的能力。说话人/作者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的相关背景知识越少,他在说话或作品中提供相关解释和细节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为了确保译文读者能够理解译文、推理出相关的含义,也需要对译文读者的知识面、认知能力和经历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哪些信息是译文读者所熟悉的(即哪些信息能够为他们所提取),哪些是他们不熟悉的。译者除了在译文读者的知识结构里增添必要的知识、填补他们在某方面知识的空白外,还需要考虑他们的期待。这些都是译文读者理解译文所必需的知识的组成部分。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认为,要理解话语以及语篇中出现的新信息,听话人/读者必须把它与自己记忆中的已有知识(即背景知识或称旧信息)结合起来,找到其中的关联,这样才能完成理解该话语的任务。既然背景信息是理解新信息的前提(在关联理论中称作语境信息)和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译者有在译文中增添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际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许多负责的译者正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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